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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:调整制度才能创造新红利

编辑:博客小编
发布于:2013/8/15 16:13:33 【财经指南】
来源:转载

  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,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初次分配最重要的是机会均等,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差别是市场调节的结果。所以首先得机会均等,但是实际上收入的基础即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。

  核心提示:改革,就是制度调整。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,继续进行制度调整,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。民间从来都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,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。

  “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,就是原有改革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,此时必须推出新的改革措施,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。”著名经济学家、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,一辈子都在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建言献策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,厉以宁提出“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”的论断。这是当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之一,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,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。

  如今,面对贫富差距悬殊、环境污染严重、经济增长放缓、红利逐渐衰退等问题,厉以宁再次直言:改革才能带来新的红利。这是大师情怀--已是耄耋之年,他仍以一颗赤子之心,时刻牵挂并思索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。

  “如今,改革进入深水区了,摸不着石头了,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顶层设计,用战略家的眼光,从战略高度来进行改革、发展。”对于改革,厉以宁多次提到信心这个词,“美国最担心中国的是什么?不是GDP的增长率,而是我们的科技人才和创业人员。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?一方面政府有改革的决心,有维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,另一方面大量的青年人、科学家、企业家正在成长。所以中国信心应该建立起来,我们是有前途的。”

  一个多月前,厉以宁又来到湖北调研考察新型城镇化,并接受了《支点》杂志专访,就中国当前经济热点话题一一做出解答。

  有改革才有新红利

  《支点》:改革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篇章中的主题词。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”,此论断一提出便引起了社会的共鸣。为什么说改革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?

  厉以宁:“改革红利”是指通过改革,制度或体制得以调整,让制度或体制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,使经济继续发展、前进。当一轮改革措施实行了一段时期之后,改革带来的优势或红利总有越来越减少的趋向,这是难以避免的,是普遍现象,而并非只有中国才发生的情况。

  经济中有两种变量,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,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,一定是内在自我调节能力很好,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打针吃药。经济也是这样,良好运行的前提在于内部机制的完善。改革是创造内生的机制,改革拖延越久,代价越高,阻力越大,所以说改革是当前的首要任务。

  《支点》:如今,旧有的人口红利、资源红利逐渐消失殆尽。您认为我们应当从哪里寻找新的红利?

  厉以宁: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,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,发达国家也是如此。

  每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都有人口优势,农民大量进城,提供廉价劳动力,这是旧人口红利。廉价劳动力渐渐消失,这是正常现象,不可避免。现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很廉价,孟加拉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合三百多块钱人民币,还有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度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。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优势是在消失,但我们应该看到,新人口红利产生,是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。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,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,以拥有较高技能、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形成新的人口红利,形成比较优势。

  而对于土地、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的丧失,我们可以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创造新的资源红利。比如海水淡化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科技等等。

  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,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。这时,我们就要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,继续进行制度调整,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。

  “老城区+新城区+农村新社区”

  《支点》:目前我国能尽最大可能释放“改革红利”的措施之一,是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?为什么说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?

  厉以宁:传统城市化是先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。当时,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,缺乏统筹安排,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,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。

  结果,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,都发生了所谓的“城市病”,一是自然环境方面,工业污染、城市拥挤;二是社会生活质量下降,住房跟不上人口的增长,社会治安欠佳。以致出现了“反城市化”倾向,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,富人纷纷迁离城市,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。

  在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,城市化率高达90%以上。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,即90%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,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严重恶化,居民生活质量必定大大下降。

  《支点》:您认为,怎样的城镇化路径或模式才是适合我们的?

  厉以宁:我们不用“城市化”而用的是“城镇化”,这是跟中国的国情结合在一起的,因为镇就是最小的城市。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由三部分所组成,老城区、新城区再加上农村新社区。

  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。由于工业企业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,所以一定要设法把这些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,城里要成为商业区、服务区、居民区。老城区的改造要注意历史文化遗址的保留。例如山西大同过去是边塞重镇,那么大的城墙拆掉了非常可惜。

  新城区一般在城市郊区,历史所留下的包袱都比老城区要少一些,这正是其优势所在。新城区将来是支柱产业的基地,因为城市一定要有产业支撑,包括新兴产业和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。新城区一是要有工业园区这样的基地,也要有居民,不能成为“鬼城”(白天有人上班工作,夜晚回原住地睡觉去了),可以发展“就地城镇化”。广西桂林附近有一个自治县,就是发展“就地城镇化”,把小城镇都发展起来,在那里生活跟桂林市区一样方便,有事情去桂林一个小时就能到。

  新社区的前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,因为新农村先把房子建了,渐渐地就变成了新社区。新社区建设有四点要注意:第一,新盖的房子一定要园林化;第二,推广循环经济;第三,公共服务要到位;第四,城乡社会保障要走向一体化。符合这四个条件后慢慢做,然后从村的组织改为社区组织,再然后转化为新的城镇。农民融入城市是比较难的,据我们在有的地方调查,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愿意进城。这需要一个过程,但是融入新社区,转化为新城镇是没有问题的。

  初次分配改革更重要

  《支点》: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新型城镇化各种利益的交会点,可以说是改革的关键所在,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?

  厉以宁:重要的是推进关于土地确权的改革,赋予农民三权三证,即承包土地的使用权、宅基地的使用权、农民在宅基地上所盖房屋的房产权,然后给三权发证。

 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体制,在这种体制之下,农民财产权是空的,没有财产性收入,束缚在那块土地上靠耕种为生。农民工进城二三十年了,还是农村户口,城乡二元体制在,农民就没有财产收入。土地确权是农村新一轮改革的起点,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。

  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地方正在试点,试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涨,形势与1979年农田承包制推广一样。农民成了市场的主体,土地流转在这个基础上也活跃了起来,土地的充分利用,经营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。我们在浙江嘉兴的调研数据显示,土地确权以前,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为3.1:1,土地确权后的比例为1.9:1。

  为什么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这么多?农民多样收入来源,其中就包括了财产性收入,嘉兴市平湖召开的村干部和村民的座谈会上,就反映确权后农民可以充分利用土地,扩大规模经营,增加收入。土地确权以后土地流转了,出租出去,入股给农民合作社,农民就可以放心到城里去打工,而且每年都有租金收入。宅基地确权后,农民把旧房子拆了,我们看到的全是四层楼的新房子。

  《支点》:您提到,“改革红利”第一是土地确权,第二就是跟我们紧密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针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,您认为改革的重点是什么?

  厉以宁: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,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初次分配最重要的是机会均等,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差别是市场调节的结果。所以首先得机会均等,但是实际上收入的基础即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。

  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呢?这涉及到物质资本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,三种资本共同创造价值。广东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发展那么快?因为它有充足的社会资本,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都是它的社会资本。城市三种资本都占优势,而农村都占劣势。所以,收入差距越来越大。

  这就要改革,首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把初次分配作为重点,明确农民的产权问题。教育资源要重新分配,城乡要做到相等的状态。除了给农民产权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,打工的一方是弱势,招工的一方是大企业,一个弱一个强,如何解决双方地位不均等,也是目前中国初次分配遇到的问题。

  在中国现实条件下,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放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,这是要解决的大问题。当然要量力而行,为什么呢?因为经济学中有一个福利刚性问题,就是指福利能多不能减,有了就不能再取消了。中国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,不要以为二次分配的重点在增加某些税,增税要慎重。

  最后,收入分配制度要大力培育中等收入阶层,中等收入阶层是稳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。有了中等收入阶层以后,社会可以进入更稳定、进一步繁荣的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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